人工智能正以深刻的方式重塑人类生活与世界格局。当人们沉浸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智能问答、内容创作、生活服务等全新体验时，因技术滥用而引发的新型违法犯罪活动已悄然浮现。
2026年1月，被称作“AI服务涉黄第一案”的AlienChat APP开发者涉刑案二审开庭，该APP两名开发者因通过编写系统提示词突破大语言模型道德限制，让APP大量输出淫秽聊天内容，一审以制作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分别获刑四年、一年六个月。浙江绍兴侦破的“全国首例利用人工智能打码平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”中，犯罪分子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识别图片验证码，再通过撞库软件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。犯罪分子搭建的“快啊”打码平台采用人工智能机器深度学习对机器进行训练，能够快速且有效地识别图片验证码，轻易绕过账户安全登录保护，为网络诈骗等网络黑产产业链提供了犯罪便利与工具。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迭代与广泛普及，致使其从便民工具沦为犯罪手段的案例频繁出现，也使得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以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风险防范，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司法理论实务界的重要研究课题。
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识到，人工智能的迭代速度远超执法和司法部门的反应速度，这类新时代犯罪现象对传统刑法理论提出重大挑战，刑法规制体系的构建迫在眉睫。
不可否认，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施犯罪的现象初现端倪，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仍可为治理人工智能犯罪提供法律依据。鉴于此，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中已出现的涉人工智能刑事犯罪案例，聚焦弱人工智能技术滥用所引发的刑事风险，剖析其背后的责任主体与规制路径，暂不探讨尚处于技术演进阶段的强人工智能可能引发的刑事风险。
一、人工智能技术的定义与发展现状
依据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是指具备生成文本、图像、音频、视频等多模态内容能力的模型体系及其配套技术方案，这类技术以大规模预训练模型为基础，能根据用户输入自动生成符合语义和逻辑的全新内容，如今广泛应用的智能问答APP、推荐算法、智能驾驶技术等，其核心均依托该技术实现创新应用。
从智能水平划分，人工智能的发展可分为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两个关键阶段。目前已实现大规模落地应用的是弱人工智能，这类系统仅能执行特定领域的专项任务，跨领域综合智能活动能力不足，如语音助手、图像识别软件、自动驾驶技术等，虽能在专属领域展现出高效的智能水平，但缺乏通用性和自主意识;而强人工智能是具备人类级别的推理、自主学习和创造能力的智能体系，能适应新任务、新环境，理解并处理复杂情境，目前该技术仅存在于理论探讨和科幻想象中，尚未成为现实。本文探讨的涉AI犯罪，均基于已实际应用的弱人工智能技术。
二、人工智能犯罪的界定
“人工智能犯罪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狭义的人工智能犯罪是指以人工智能为主体的犯罪，而广义的人工智能犯罪是指以人工智能为手段的犯罪。”因此，人工智能犯罪是以人工智能为工具或者为主体的犯罪。
结合当前技术发展现状，具备自主意识和决策能力的强人工智能尚未实现，现实层面并不存在真正以人工智能为主体的犯罪，因此现阶段的人工智能犯罪，本质上仍是人类以人工智能为工具实施的犯罪，这类犯罪仍处于传统犯罪罪名的立法框架内，犯罪行为人通过自动化、智能化、数据驱动的方式，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施各类危害社会的行为，且在网络犯罪领域表现尤为突出。
全国首例全链条人工智能技术化犯罪案件，便清晰展现了弱人工智能作为犯罪工具的典型特征。案中，吴某及其同伙从黑客团伙处非法获取海量个人邮箱账户及密码，利用具备自主学习和批量处理能力的AI撞库软件，对账户信息进行自动化高效匹配，成功侵入各类网络账户后，将可登录的账户信息非法销售给下游诈骗团伙，该团伙利用盗取的账户伪装成正常用户或官方身份实施网络诈骗，形成了“数据窃取-技术破解-下游犯罪利用”的全链条作案模式。
该案虽最终定性为网络诈骗犯罪，人工智能仅为犯罪手段，却凸显了技术滥用带来的新型犯罪风险，也印证了现阶段人工智能作为“犯罪工具”的核心属性——在人工智能缺乏独立意识与意志的情形下，其始终是人类实施犯罪的辅助载体，犯罪的本质仍由人类的主观意志和行为决定。
三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犯罪的责任归属
人工智能犯罪案件中，刑事责任的归属问题始终是理论界研究的核心，也是司法实务中的难点。目前学界较一致的观点认为，弱人工智能犯罪案件的责任主体仍是“人”，需结合案件事实考量开发者、使用者在犯罪中的角色与作用。
鉴于强人工智能尚未成为现实，本文暂聚焦弱人工智能犯罪案件的责任主体，即实际使用或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施犯罪的人，其中开发者与使用者是两类核心主体，二者的刑事责任认定，需结合技术设计初衷、主观故意、实际行为及在犯罪中的作用综合判断，部分案件中二者还可能构成共同犯罪。在司法实践中，这类责任认定可参考网络犯罪治理的现有经验和法律适用逻辑，同时需兼顾人工智能技术的特殊性，合理界定开发者与使用者的行为责任。
(一)开发者单独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形
若开发者在开发人工智能产品时，主观上具有非法目的，刻意在程序设计中植入实施诈骗、盗窃、非法信息传播等违法犯罪的指令代码，让人工智能产品从设计之初就具备犯罪功能，那么当该产品被投入使用后，依据预设指令自动开展危害社会的行为时，开发者应单独承担刑事责任。这类情形中，开发者是犯罪意图的发起者，也是犯罪行为的技术提供者，人工智能产品仅是其实现犯罪目的的直接工具，使用者若对产品的预设犯罪功能不知情，则无需承担责任。
(二)使用者单独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形
若开发者设计人工智能产品的初衷是用于合法活动，程序中未设置任何犯罪相关指令，产品本身具备正常的社会服务功能，而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，故意违反操作规程和法律法规，借助产品的技术特性实施犯罪行为，则应由使用者单独承担刑事责任。例如，利用智能驾驶汽车实施危险驾驶行为、利用智能医疗设备开展非法诊疗活动、利用AI换脸软件伪造他人信息实施诈骗等，这类情形中，人工智能产品的合法功能被使用者恶意滥用，开发者无主观犯罪故意且已尽到合理的技术管控义务，因此无需承担刑事责任。
(三)开发者与使用者共同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形
若开发者在设计人工智能产品时，既设计了合法的服务程序，又为其植入了可触发的犯罪功能，使产品兼具“合法服务”与“犯罪工具”双重属性，而使用者购买或使用该产品后，不仅利用其合法功能，还故意触发犯罪指令，将技术成果用于非法目的，那么开发者与使用者应构成共同犯罪，共同承担刑事责任。 例如，一款智能服务机器人被开发者设计为兼具“家庭服务”与“隐私窃取”功能，使用者在使用其打扫卫生、照顾老人等合法功能的同时，刻意触发窃取隐私的指令，将获取的用户信息用于敲诈勒索，在此类案件中，开发者为犯罪行为提供了技术基础，主观上对可能的犯罪后果具有放任或故意心态，使用者则直接利用技术实施犯罪，二者的行为共同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，均需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。
简而言之，人工智能犯罪的责任认定，其核心在于紧密围绕“主观故意”与“客观行为”这两大关键要素，综合考量开发者的技术设计意图、产品功能设定，以及使用者的实际使用目的、行为方式，判定各方在犯罪过程中的作用，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。
四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犯罪的刑法应对
结合司法实务中已出现的裁判案例及学界研究，当前开发者或者使用者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危害社会的行为，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之下，可以被概括为以下四种犯罪形态，尚能在现行刑法的规制范围之内得到治理。
(一)AI拟声、换脸技术与诈骗类财产犯罪
诈骗类犯罪是传统财产犯罪，信息网络电信诈骗是其在网络时代的延伸与变异，而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入，让此类犯罪的手段更隐蔽、成功率更高。犯罪分子可借助AI拟声、AI换脸、智能数据分析等技术，精准锁定诈骗目标、模拟被害人亲属或官方身份与受害人互动，让受害人难以辨别真伪，进而实施诈骗。
2025年4月的吴某涛诈骗案便是典型案例，被告人吴某涛经人介绍协助收取诈骗资金，按上线指令假冒身份前往被害人家中，上线则利用AI拟声技术模拟被害人亲属的声音，骗取三名老人6万元，吴某涛将款项转交他人后获利1700元。
该案中，AI拟声技术成为犯罪分子实施诈骗的核心工具，突破了传统诈骗的空间与身份限制，让诈骗行为更具迷惑性。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对吴某涛定罪处罚，明确了人工智能技术使用者的刑事责任，彰显了法律对利用新技术实施诈骗犯罪的严厉打击态势。
(二)AI智能外呼、合成技术与侵犯人身权利类犯罪
公民的人身权利、民主权利是刑法的重点保护对象，在人工智能时代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、诽谤罪、侮辱罪等罪名的行为方式呈现出全新形态，犯罪分子借助人工智能技术，可更便捷、高效地获取、分析、利用公民个人信息，或通过深度合成技术炮制虚假信息，严重侵害公民的隐私、名誉等合法权益。
史某某、宋某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，犯罪分子将公民电话号码导入AI机器人程序，由机器人自动拨打电话并分析公民的炒股意向等级，筛选出潜在目标后，再由人工添加微信拉进诈骗微信群，AI机器人成为其非法获取、筛选公民个人信息的高效工具，既侵犯了公民的信息安全，又为后续诈骗犯罪提供了便利，相关被告人最终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定罪处罚。
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王某甲诽谤案，则展现了AI深度合成技术的滥用风险。2024年4月至2025年1月，王某甲利用AI软件将被害人于某等人脸信息与色情图片拼接，伪造大量不雅图片，还编造“涉性”话题在境外网站散布，甚至将伪造的换脸裸照发送给他人，导致不实信息被转发传播，严重降低了被害人的社会评价，侵害其人格尊严。法院最终以诽谤罪对王某甲定罪处罚，明确了利用AI深度合成技术实施诽谤犯罪的法律后果，体现了法律对公民人格权利的严格保护。
(三)AI图像生成技术与侵犯知识产权类犯罪
人工智能技术的内容生成能力，让侵犯著作权、专利权、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犯罪的手段更加隐蔽，犯罪分子可利用AI“图生图”、文本生成等技术，快速生成与原创作品高度相似的内容，进行非法复制、传播或销售，严重侵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，扰乱市场竞争秩序。
2024年姚某渊等人侵犯著作权案中，被告人姚某渊指使他人将他人美术作品导入人工智能软件，通过“图生图”功能设置统一参数，快速生成多张与原创作品相似的图片，选取最相似的图片作为侵权图片，交由合作公司制作拼图产品并销售，相关电商店铺运营者李某、王某参与其中，共同实施侵权行为。
该案中，AI“图生图”技术成为犯罪分子批量制作侵权作品的工具，大幅降低了侵权成本，提高了侵权效率。法院最终以侵犯著作权罪对多名被告人定罪处罚，明确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施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责任，为打击此类新型侵权行为提供了司法参考。
(四)AI拟人化交互、文本生成技术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犯罪
在信息时代，人工智能技术让信息的生成与传播速度、范围实现了质的提升，同时也为非法信息的生成、传播提供了新渠道，犯罪分子利用人工智能技术，可快速生成、传播淫秽物品、虚假信息等非法内容，扰乱社会公共秩序，污染网络环境，侵害社会公共利益。
被称作“AI服务涉黄判刑第一案”的AlienChat APP案是该类犯罪的典型代表。2023年5月起，该APP开发者王利、李成违规接入境外大语言模型，通过编写系统提示词突破模型的道德限制，让APP具备持续输出淫秽内容的能力，还通过热门角色榜单、作者奖励机制扩大淫秽内容传播范围，并设置充值会员档次牟利，至案发共收取会员费用300余万元，APP注册用户达11.6万余人，抽样检测显示超九成收费用户的聊天内容涉黄。2025年9月，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二人构成制作淫秽物品牟利罪，分别获刑四年、一年六个月，2026年1月该案二审开庭，成为AI时代非法信息生成、传播类犯罪的标志性判例。
张某某、陈某某编造、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案则展现了AI在虚假信息传播中的风险。2023年5月起，二被告人利用AI技术选取社会热点生成虚假文案，再将文案转化为视频发布至各大网络平台，借助人工智能的内容生成能力，快速批量制作虚假信息，扰乱社会公共秩序，最终二被告人以编造、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受到法律惩处。
除此之外，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、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、传授犯罪方法罪等，也是AI拟人化与信息生成技术可能引发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犯罪。
上述案例均表明，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已渗透到刑事犯罪的多个领域，这类新型犯罪虽仍未脱离传统刑法的罪名框架，但行为方式的创新让其侦查、起诉、审判难度大幅提升，给司法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，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管、完善相关法律规制体系，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。
结语
技术是把双刃剑，人工智能技术若遭滥用，会给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和人身安全带来严重危害。目前，人工智能技术滥用于犯罪的现象刚出现，尚在现有法律框架内。但随着其发展，具备自主决策能力后需重构法律框架以应对新犯罪形态。当下，要重视人工智能犯罪新特点和新趋势。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者和使用者在开发和使用AI技术的过程中，应秉持高度的法律意识与社会责任感，严格遵循法律法规与道德准则，将技术应用于合法、正当且有益的领域。
